王铭铭，1962年生，1985至1987年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1992年6 月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毕业。1987年10月－1992年6月教委分派英国伦敦大学博士生，1992年6月－1994年10月英国伦敦城市大学聘任博士后，1993至1994年英国爱丁堡大学聘任博士后，1995年7月－1995年10月访问学者(台湾)，现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特聘教授。近作有《经验与心态——历史、世界想象与社会》 等。

王教授首先简短回顾和评价了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他指出，在清末魏源的“海国图志”到现在所确立的“民族自我中心”这一长时段上，中国人类学从翻译西方论著，到民国时期设立研究院开设与西方对应的学科体系，再到1950年代后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变迁，中国人类学取得了一些相应的成就，如外国经典著作的翻译，人类学知识的普及，以及综合性大学人类学专业的设置等等。
　　而就当代中国人类学的研究。王教授指出，西方人类学就是对三个世界的研究，也就是“三圈”，即“离西方最遥远的原始社会”，“离西方相对近的古代社会”和“欧洲近代以来文明”。中国学者只是研究西方人发现的问题，没有自己的世界观。但是从三圈的观点梳理中国人类学发展，却有很多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在一百年的发展史上，中国人类学研究可以分为核心圈，中间圈，和外圈，分别代表乡村社会研究，民族地区研究，中国学者对外国的研究。而对这三个圈子的关系的研究又形成了区别于研究现代社会关系的社会理论，即：这三个圈子上下关系在经济上的表达，在文明中的表现，以及在地方行政管理控制中的意义。提出中国人类学“三圈说”是为了探讨文明研究的人类学可能性，为了认识中国人类学的“遗憾”。“三圈说”代表一种学理上的探讨，意在指出要从中国研究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看法，首先应宏观把握作为一个人类学学术区域的中国，传统上有何种社会构成方式。在讲演的最后，王铭铭教授指出人类学研究应该有一种跨越既定的狭窄视域的理论意识和问题意识，超越以往那种单一的以“国家”或具体民族为封闭分析单位的人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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