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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萨林斯教授指出，今天讲演的题目涉及西方社会科学思想的现状。从20世纪晚期起，我们就被困在后现代主义自己造就的无知以及新自由主义自称的万能之中。后现代主义热衷于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解构，它有“精巧而自由的不确定性”，这种观念使得我们对于不确定性已经麻木不仁了。而新自由主义则把理性选择和最大化利己的经济主义前提当作普遍的人性特征，并用这去解释一切。我们要么由于后现代欢庆的不确定性而变得一无所知，要么由于新自由主义而变得无所不知，其实也还是一无所知。
后现代主义所攻击的系统性和秩序，也就是所谓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元叙事”，而后现代主义对个体主义的维持以及对任何集体秩序的敌意，使得它与倡导放任自由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处在同一理论位置。而在许多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占据“文化研究”理论高度的英语教授中，会发现后现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个体主义间同样的合谋。
萨林斯教授指出，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但就学术领域的流行程度来说，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却处在不同的轨道上。新自由主义凭借着资本主义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凭借所有东西的市场化，包括从基因到水、从大学到监狱管理的市场化，它逐渐成为21世纪主导的社会科学范式。当后现代主义面对着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这一科学意识形态时，它号召终结具有所有自欺慰安特点的元叙事。后现代主义因为它悲惨的认识论而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厄运。它对于“精巧而自由的不确定性”的偏好意味着我们对于社会现象越少确定性，我们就越能理解它们——这样的智识前景并不十分有希望。相反，新自由主义阵营，包括它的附属分支机构，如法律和经济学、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和理性选择社会学，在社会科学理论中却占据着垄断地位。
接下来，结合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人类学关于古代中国、非洲土著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田野调查事例、萨林斯教授就后现代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各自所面对的困境做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就文化、人性和社会秩序而言，我们应当对当下建构的人性在原初就是文化性的建构和表达这一普遍观点有一个充分的尊重。我们过的是象征性地组织过的生活，与自然的区别就是我们能如此生活的能力和需要。
在讲演的最后，萨林斯教授指出：“我谨慎的结论是，西方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个对于人性的错误观念之上的。……像新自由主义那样，将人贪得无厌的自私自利提升到普世美德的地位，这种做法确实危及我们的存在，这倒可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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